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 : 是在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提出后,我国文艺理论界首先进行的一场讨论。1956年2月,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(扩大)上,强调提出了要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、概念化和自然主义倾向,克服文艺理论、批评、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。并认为这种倾向的出现,当然有其多方面的、复杂的原因,不过对典型问题的简单化的、片面的、错误的理解,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缺少认真的、系统的研究,则是主要原因之一。因此,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和《文艺报》,组织了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。究竟什么是典型,这次讨论有许多不同看法,大致可分为两类。第一类是把典型性看作代表性。巴人等人持这种看法,但解释略有不同,有的说“典型是时代和阶级的代表”,有的说“典型是一定阶级、集团、阶层的代表”,或者说“典型是代表某一定社会力量的”等等。第二类认为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。张光年等人持这种看法。他们认为典型必须反映一定的社会本质,典型的概括性越强,越是反映出社会生活最本质的事物,它的教育意义和美学价值就越大。同时典型还必须是活生生的个性,典型的特征表现在用完整的活生生的个性揭示出一定的社会本质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中,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被有的同志加以强调。一是从形象思维的角度,强调文艺的具体感性和美感特点。二是强调艺术形象的个性化。王愚的文章注意到了艺术典型的具体感性特征和个性特征,鲍昌的文章强调了个性对于艺术典型的重要性。这次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,对于庸俗社会学的典型理论有所批判,也提出了一些符合文学艺术特征的见解。但是由于这次讨论结合创作实际不够,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和原则的争论上,加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,讨论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收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