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和群众性问题
当代文学的民族性和群众性问题 : 当代文学思潮中的一个论题。民族性、群众性的艺术观念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一直或显或隐地受到挑战。由此形成的两种文学思潮的冲突制约着当代文学发展的面貌。
问题的提出始于30—40年代关于“大众化”和“民族形式”的论争,目的在于对“五四”新文学“欧化”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作认识上的匡正。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17年(1949—1966),解放区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传统得到继承,文学创作和理论未发生观念性的变化。从1957年起陆续正式发表的毛泽东旧体诗词和1958年出现的新民歌,进一步强化了当代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观念。毛泽东关于“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”(见《红旗》1961年第21—22期臧克家文)的见解,代表了那一时期文学界对民族性、群众性问题的共识。1963年,针对“五四”以来的新体诗与中国人民大众“有距离”的状况,郭沫若认为只有“进一步民族化、群众化”才能完成“诗歌革命”(《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》)。事实上,诗人们在50—60年代也是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的。李季在1960年完成的长诗《杨高传》中作了七言体民歌与北方民间说唱形式(如鼓词)相结合的尝试。阮章竞向古典诗词(尤其是古风)学习的努力反映在他的《新塞外行》和《乌兰察布》组诗中。50年代曾致力“楼梯式”的郭小川也改弦易辙,更多地注意从古典诗词和民歌中汲取营养,写出了被称为“新辞赋体”的《甘蔗林——青纱帐》等作品。小说方面,茅盾在1959年就民族形式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,认为章回体、笔记体、故事有头有尾顺序展开等形式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,但“这些形式在民族形式中只居于技术性的地位”,“并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唯一标志”(《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》)。与茅盾不同,赵树理强调民间形式的地位,他在1958年提出曲艺和评话是“中国文学正宗”(《从曲艺中吸取养料》)的看法。这虽不免“过于偏执”(孙犁),但赵树理从理论到创作(包括《三里湾》和以评书形式写的《灵泉洞》)和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重要作品,如梁斌的《红旗谱》、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、欧阳山的《三家巷》等,都为发展当代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(1966—1976),林彪、江青推行文化虚无主义,提出“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”(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),全盘否定传统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,毛泽东的“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”的辩证观点虽然正式发表(见1967年6月17 日《人民日报》),却也未能对那一时期的文学状况发生实际影响,与民族传统相联系的民族性、群众性问题无从谈起。毛泽东1975年指出,那一时期“百花齐放都没有了”,“缺少诗歌,缺少小说,缺少散文,缺少文艺评论”(见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》)。
到了80年代,当代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问题才又重新受到注意。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,“欧风”大面积波及文坛,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(包括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)发起了一次空前猛烈,广泛的冲击。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观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两种文学思潮的冲突首先反映在创作领域。蛹动于70年代后期的、以舒婷等为代表的“朦胧诗”率先发出挑战的信号,并引发了80年代初期关于三个“崛起”(谢冕的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、孙绍振的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》和徐敬亚的《崛起的诗群》)的论争。“朦胧诗”提出的“新的课题”(公刘),在小说家王蒙、宗璞等借鉴“意识流”、“超现实主义”等手法以及高行健的戏剧创作的探索实验中亦有表现。1985年前后,无论诗歌、小说或戏剧,这种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“横的移植”趋势又有新的发展,出现所谓“先锋小说”、“第三代诗”和“探索戏剧”。与此对应,一种追寻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学由80年代初开始露出端倪(汪曾祺的小说《受戒》及邓友梅、陆文夫的一系列小说等)而到80年代中期形成浪潮(韩少功、阿城、贾平凹、李杭育等的小说),在中西文化撞击中发出另一种声音。
由文学现象引发的新一轮论争贯串于关于“朦胧诗”、现代化与现代派、“新的美学原则”、民族性与民族化、文学“寻根”和“中国文学走向世界”的系列讨论中。涉及的主要问题有:
民族性与民族化的概念。在此之前,从未作过科学界定,而是将两者与民族传统、民族形式、民族特点等用语相互替代使用。较普遍的是将民族性、民族化作同义词运用,如贺敬之说“党和国家文艺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,就是坚持文艺的民族性,或叫民族化”(《新时期的文艺要坚持民族性》)。另有渐多的人认为两者是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的两种概念,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。王朝闻的见解具有代表性,认为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(包括艺术生产活动)中“和他民族的差别”,而民族化则是“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,作为丰富以至改造本民族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”(《旧话重提——民族性和民族化琐见》)。但截至80年代末期,将两者作同义词使用,泛指对文学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坚持,仍较普遍,而且“民族化”的出现频率更高一些。
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和西方文化。在关于“崛起”的论争中,一种意见的主导倾向是反传统,认为作家要有“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”,要“侧重于继承他民族的习惯”(孙绍振)。另一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,认为应“把继承民族传统,搞民族化提到艺术创新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位置上”(缪俊杰)。在围绕“寻根”的讨论中,有人提出反传统导致民族文化“断裂”的观点,认为“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”(阿城)。1987年,《民族化:一个防御性的口号》(陈越)和《民族化:一个战略性的口号》(李方平)两篇文章将论争的焦点进一步集中。前者认为民族化口号已演变成“对外部世界文化的怀疑、警惕的防御性的心理机制”,而我们的文艺追求目标应当“定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上”。后者指出当代文坛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,因而更应坚持这个“关系全局的”战略性口号。
关于民族性与“走向世界”的关系的讨论,使问题在新的理论层面上更深入地展开。“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,面临着全盘西化与民族化这两种选择”(芸德)。一种意见认为,民族化“将永远是走向‘世界文学’的必由之路”(艾斐);或说“文学走向世界”“必须以坚定的民族性为前提”(徐德峰),否则将“走向”“自我消亡的过程”(冯骥才)。另一些论者对“民族性越强的文学越有希望走向世界”的说法提出异议,认为民族性与“走向世界”具有某种“对抗性”(李宏祥)。有的论者提出“跨文化循环”的观点,认为应当“从世界到高粱地,再从高粱地走向世界”,这才是“弘扬民族精神的途径”。(李洋、杨琳)。
民族性问题联系着群众性问题。周恩来在1963年提出过“民族化就是大众化,大众化就是工农兵,这是划等号的”(《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》)的见解。进入80年代后情况起了变化,不但“欧化”脱离群众,连“民族化”也与大众化(或说群众性、群众化)脱钩。 1985年后,“先锋小说”、“寻根文学”和“第三代诗”将严肃文学引入低谷。恰在此时,通俗文学异军突起,迫使严肃文学走出沙龙重新面对读者的存在,“不得不采取从我们内心来讲不愿意选择的下策”(冯牧)。 于是有王朔、刘恒等的小说问世,连已有成就的王蒙、冯骥才、张一弓、王安忆也接踵“转向”,切望以《球星奇遇记》、《三寸金莲》、《都市里的野美人》和《逐鹿中街》等招回失去的读者。 与此相应,文坛注意研究大众化、读者群问题。文学由“圈子化”、“沙龙化”而“贵族化”(陈世旭语)的现象受到批评。一些论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与读者(群众)的关系,指出由于作家们漠视群众,一窝蜂地去写“非小说”、“反小说”,去“寻根”,去寻“自我”,致使大批读者纷纷“倒戈”(蓝海);指出作家和读者之间“心理距离”“不断扩大”的问题,提醒作家注意“文学发展的主动权”“操在读者手里”(颜纯钧)这一严酷现实。文坛已认识到,这个操有主动权的“读者”是文学的消费者。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世俗文学,它们的兴起或兴旺都离不开商业机制的积极介入。政治因素退居于经济因素之后,教育功能退居于娱乐功能之后。这显然有别于50—60年代以“工农兵”为内核的大众化。无可否认,80年代的“大众化”观念已发生某些质的嬗变。
问题的提出始于30—40年代关于“大众化”和“民族形式”的论争,目的在于对“五四”新文学“欧化”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作认识上的匡正。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17年(1949—1966),解放区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传统得到继承,文学创作和理论未发生观念性的变化。从1957年起陆续正式发表的毛泽东旧体诗词和1958年出现的新民歌,进一步强化了当代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观念。毛泽东关于“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”(见《红旗》1961年第21—22期臧克家文)的见解,代表了那一时期文学界对民族性、群众性问题的共识。1963年,针对“五四”以来的新体诗与中国人民大众“有距离”的状况,郭沫若认为只有“进一步民族化、群众化”才能完成“诗歌革命”(《关于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》)。事实上,诗人们在50—60年代也是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的。李季在1960年完成的长诗《杨高传》中作了七言体民歌与北方民间说唱形式(如鼓词)相结合的尝试。阮章竞向古典诗词(尤其是古风)学习的努力反映在他的《新塞外行》和《乌兰察布》组诗中。50年代曾致力“楼梯式”的郭小川也改弦易辙,更多地注意从古典诗词和民歌中汲取营养,写出了被称为“新辞赋体”的《甘蔗林——青纱帐》等作品。小说方面,茅盾在1959年就民族形式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,认为章回体、笔记体、故事有头有尾顺序展开等形式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,但“这些形式在民族形式中只居于技术性的地位”,“并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唯一标志”(《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》)。与茅盾不同,赵树理强调民间形式的地位,他在1958年提出曲艺和评话是“中国文学正宗”(《从曲艺中吸取养料》)的看法。这虽不免“过于偏执”(孙犁),但赵树理从理论到创作(包括《三里湾》和以评书形式写的《灵泉洞》)和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重要作品,如梁斌的《红旗谱》、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、欧阳山的《三家巷》等,都为发展当代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(1966—1976),林彪、江青推行文化虚无主义,提出“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”(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),全盘否定传统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,毛泽东的“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”的辩证观点虽然正式发表(见1967年6月17 日《人民日报》),却也未能对那一时期的文学状况发生实际影响,与民族传统相联系的民族性、群众性问题无从谈起。毛泽东1975年指出,那一时期“百花齐放都没有了”,“缺少诗歌,缺少小说,缺少散文,缺少文艺评论”(见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》)。
到了80年代,当代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问题才又重新受到注意。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,“欧风”大面积波及文坛,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(包括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)发起了一次空前猛烈,广泛的冲击。文学的民族性、群众性观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两种文学思潮的冲突首先反映在创作领域。蛹动于70年代后期的、以舒婷等为代表的“朦胧诗”率先发出挑战的信号,并引发了80年代初期关于三个“崛起”(谢冕的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、孙绍振的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》和徐敬亚的《崛起的诗群》)的论争。“朦胧诗”提出的“新的课题”(公刘),在小说家王蒙、宗璞等借鉴“意识流”、“超现实主义”等手法以及高行健的戏剧创作的探索实验中亦有表现。1985年前后,无论诗歌、小说或戏剧,这种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“横的移植”趋势又有新的发展,出现所谓“先锋小说”、“第三代诗”和“探索戏剧”。与此对应,一种追寻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学由80年代初开始露出端倪(汪曾祺的小说《受戒》及邓友梅、陆文夫的一系列小说等)而到80年代中期形成浪潮(韩少功、阿城、贾平凹、李杭育等的小说),在中西文化撞击中发出另一种声音。
由文学现象引发的新一轮论争贯串于关于“朦胧诗”、现代化与现代派、“新的美学原则”、民族性与民族化、文学“寻根”和“中国文学走向世界”的系列讨论中。涉及的主要问题有:
民族性与民族化的概念。在此之前,从未作过科学界定,而是将两者与民族传统、民族形式、民族特点等用语相互替代使用。较普遍的是将民族性、民族化作同义词运用,如贺敬之说“党和国家文艺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,就是坚持文艺的民族性,或叫民族化”(《新时期的文艺要坚持民族性》)。另有渐多的人认为两者是内涵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的两种概念,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。王朝闻的见解具有代表性,认为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(包括艺术生产活动)中“和他民族的差别”,而民族化则是“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,作为丰富以至改造本民族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”(《旧话重提——民族性和民族化琐见》)。但截至80年代末期,将两者作同义词使用,泛指对文学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坚持,仍较普遍,而且“民族化”的出现频率更高一些。
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和西方文化。在关于“崛起”的论争中,一种意见的主导倾向是反传统,认为作家要有“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”,要“侧重于继承他民族的习惯”(孙绍振)。另一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,认为应“把继承民族传统,搞民族化提到艺术创新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位置上”(缪俊杰)。在围绕“寻根”的讨论中,有人提出反传统导致民族文化“断裂”的观点,认为“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”(阿城)。1987年,《民族化:一个防御性的口号》(陈越)和《民族化:一个战略性的口号》(李方平)两篇文章将论争的焦点进一步集中。前者认为民族化口号已演变成“对外部世界文化的怀疑、警惕的防御性的心理机制”,而我们的文艺追求目标应当“定在整个人类的高度上”。后者指出当代文坛存在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,因而更应坚持这个“关系全局的”战略性口号。
关于民族性与“走向世界”的关系的讨论,使问题在新的理论层面上更深入地展开。“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,面临着全盘西化与民族化这两种选择”(芸德)。一种意见认为,民族化“将永远是走向‘世界文学’的必由之路”(艾斐);或说“文学走向世界”“必须以坚定的民族性为前提”(徐德峰),否则将“走向”“自我消亡的过程”(冯骥才)。另一些论者对“民族性越强的文学越有希望走向世界”的说法提出异议,认为民族性与“走向世界”具有某种“对抗性”(李宏祥)。有的论者提出“跨文化循环”的观点,认为应当“从世界到高粱地,再从高粱地走向世界”,这才是“弘扬民族精神的途径”。(李洋、杨琳)。
民族性问题联系着群众性问题。周恩来在1963年提出过“民族化就是大众化,大众化就是工农兵,这是划等号的”(《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》)的见解。进入80年代后情况起了变化,不但“欧化”脱离群众,连“民族化”也与大众化(或说群众性、群众化)脱钩。 1985年后,“先锋小说”、“寻根文学”和“第三代诗”将严肃文学引入低谷。恰在此时,通俗文学异军突起,迫使严肃文学走出沙龙重新面对读者的存在,“不得不采取从我们内心来讲不愿意选择的下策”(冯牧)。 于是有王朔、刘恒等的小说问世,连已有成就的王蒙、冯骥才、张一弓、王安忆也接踵“转向”,切望以《球星奇遇记》、《三寸金莲》、《都市里的野美人》和《逐鹿中街》等招回失去的读者。 与此相应,文坛注意研究大众化、读者群问题。文学由“圈子化”、“沙龙化”而“贵族化”(陈世旭语)的现象受到批评。一些论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与读者(群众)的关系,指出由于作家们漠视群众,一窝蜂地去写“非小说”、“反小说”,去“寻根”,去寻“自我”,致使大批读者纷纷“倒戈”(蓝海);指出作家和读者之间“心理距离”“不断扩大”的问题,提醒作家注意“文学发展的主动权”“操在读者手里”(颜纯钧)这一严酷现实。文坛已认识到,这个操有主动权的“读者”是文学的消费者。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世俗文学,它们的兴起或兴旺都离不开商业机制的积极介入。政治因素退居于经济因素之后,教育功能退居于娱乐功能之后。这显然有别于50—60年代以“工农兵”为内核的大众化。无可否认,80年代的“大众化”观念已发生某些质的嬗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