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艺界的“反右倾”运动 : 当代文艺运动。1958年,中共8届2次会议通过了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,嗣后又发动了“大跃进”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,“使得以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和‘共产风’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”。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,“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，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‘反右倾’斗争”(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)。文艺界的“反右倾”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。1959年8月29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,《文艺报》第15期以《反右倾,鼓干劲,争取文艺大丰收》为题作了报道,同时发表了《做大跃进歌手》的专论,认为对“大跃进”群众文艺运动的低估、怀疑都是“右倾”的表现,提出对“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思想给以毁灭性的打击”的口号。随后各地文艺界纷纷集会或撰文,展开了“反右倾”斗争。《人民日报》1959年11月3日发表了《群众创作,万岁》支持群众创作运动的文章,《文艺报》第21期发表了《<创作,需要才能>辨》一文,批判吴雁的《创作,需要才能》表现出“贵族老爷作风和对群众创作泼冷水的行动”;《长江文艺》11、12期合刊载文批判于黑丁、胡青坡、赵寻《关于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》的发言中的“右倾机会主义观点”。与此同时,刘真的《英雄的乐章》、徐怀中的《无情的情人》、白刃的《战斗到明天》等都遭到了批判。这次文艺界的“反右倾”运动,一直持续到1960年文艺界的“反修”斗争开始之后。在全国政治战线、经济战线开展的“反右倾”斗争,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,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,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”(中共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)。在文艺战线上也是如此。“反右倾”使由于纠正左倾错误对文艺的干扰而刚刚出现的大好形势,又遭到了破坏,更加助长了粗制滥造、浮夸风、“共产风”和公式化、概念化的倾向。